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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1月，习近平去到山东沂蒙山革命老区。在华东革命烈士陵园，习近平向革命烈士纪念塔敬献花篮，参观沂蒙精神展，并会见了当地先进模范和当年支前模范后代代表。 党建活动计划

2014年10月31日，习近平专程来到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闽西革命老区，习近平同志带领中央军委全体成员和会议代表，重温我党我军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接受思想启迪和精神洗礼。会议之余，习近平参观了古田会议会址、纪念馆，瞻仰毛主席纪念园，同老红军、军烈属代表座谈，并和基层官兵同吃“红军饭”。 南京优良传统教育

2015年一年间，习近平共走访3个革命老区，分别是陕西延安、陕西照金和贵州遵义。陕甘宁革命老区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它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党带领人民军队奔赴抗日前线、走向新中国的出发点。 泰兴市党性教育基地

在遵义，习近平直奔红军山烈士陵园，向红军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在观看纪念碑浮雕时，追忆红军浴血奋战的历史，而驻足于“突破乌江天险”浮雕前时，习近平感慨红军奋战的艰险和不易。 南京党建活动方案

“这个展览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也宣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习近平曾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后感慨，中华民族所经历世界范围内罕见的深重苦难和巨大牺牲，但中华儿女从不屈服，奋起直追，直至开启建设国家的伟大进程，这些充分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 南京红色培训基地

习近平曾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而爱国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内容，必将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 红色教育

正如习近平所说，“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总结历史经验，不断地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明天可谓是“长风破浪会有时”。 南京干部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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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复兴之路》展览前，习近平曾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中国梦。” 泰兴市党性教育基地

“回首过去，我们全党的同志要牢记，落后就会挨打，发展才能自强。我们审视现代，全党同志都要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是多么的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合肥市党性教育基地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习近平说。 亳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11日12时40分，我省全国人大代表刘蕾发了一条朋友圈：“亲们，人大代表通道见，请为我加油吧。”霍山县党性教育基地

这一天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场“代表通道”开启。作为我省第一位走进今年两会代表通道的全国人大代表，刘蕾代表发出“龙江声音”。革命教育培训

14时15分许，身着民族盛装的刘蕾落落大方地走进代表通道。作为全国唯一一名赫哲族代表，刘蕾代表另外一个身份是我省同江市通江镇中心校小学老师。在回答记者关于“如何传承民族文化”的提问时，她说，希望把很有代表性的民族工艺品推广开，从而带动民族旅游业，更好传承、发展民族文化。南京红色传统教育

生活中的刘蕾热情、开朗，从2008年当选我省全国人大代表以来，她已是连续三届当选的“老代表”。刘蕾说，2008年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时，自己刚刚23岁，对如何当代表，怎样更好地履行代表职责，内心还是有些忐忑。十年来，唯有孜孜不倦地学习，不断提升自我，更好地履职尽责。滁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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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蕾说，我来自基层，更要深入基层。当代表这十年，我总在不断地去思考，怎样把民族发展最需要、最迫切解决的问题反映到国家层面。先后提出了“加强同江市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发展民族文化要结合民族旅游”等建议；作为一名小学老师，从关心孩子成长角度还提出了“在学校设立心理辅导”“加强农村基础教育”等建议。这十年，我见证了建议得到推广实施后造福一方百姓的过程，充分体会到作为一名人民代表的使命感和肩负的责任。台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刘蕾说，十年间，我从一个还没结婚的农村小丫头到现在已经当了母亲，我个人的成长与赫哲族人同步奔向小康社会同频共振。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到黑龙江代表团参加审议，我与总书记面对面共商国是，总书记说，在奔小康路上，人口较少民族一个也不能少。那一年的5月，总书记来到我们赫哲族地区，鼓励我们赫哲族人文化代代传承，生活欣欣向荣。这些话犹在耳畔，我们一定要撸起袖子加油干，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路上迈大步。革命传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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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因而一直以伟岸的身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拥有山海一般的文化自信。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坚定深沉的自信，我们的先人们才能够以博大的胸襟容纳外来文化，以从容的态度改造外来文化。佛教的中国化就是一个至今仍让我们引为自豪的光辉范例。可以说，如果没有先人们的那种文化自信，以儒、释、道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就会三分明月少其一。宣城市党性教育基地

但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随着政治上的日趋没落，在文化上也日趋腐朽。为了维护反动统治，他们日甚一日地阉割、窒息传统文化中的生机与活力，日甚一日地尊崇、放大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僵化因素。到头来，儒家文化以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似乎只剩下“君权神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枯槁信条，而“自强不息”“与时偕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鲜活的元素则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这种文化上的倒行逆施，持续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终于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引发上百年的文化危机。危机的根本标志就是丧失文化自信：一是文化自负，即过高估计封建主义文化的实力和效能。它往往表现为既抱残守缺又妄自尊大。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冲击，面对国内变法求新图强的呼声，慈禧太后控制的清廷虽然不得不作出一些赞成变法或实施新政的姿态，但骨子里依然顽固地抱定“纲常名教，亘古为昭”“不易者三纲五常”之类的陈腐宗旨。更有甚者，竟然连学习一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都不能容忍。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曾公开指责洋务运动“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强调万万不可动摇“尚礼义不尚权谋”的“立国之道”。二是文化自卑，即过低估计中华传统文化的实力和效能，妄自菲薄、引喻失义，由自信转为他信。在这方面，胡适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员。他虽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过不小的贡献，但是又由反封建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甚至公开声明：“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红色教育基地

文化自信的丧失，实质上是民族自信的丧失。1931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继而东北沦陷。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些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文人、政客居然慌张到六神无主的地步，因此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丑剧。《大公报》发表题为《孔子诞辰纪念》的社评，断言“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蒋廷黻扬言，“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有蒋介石“国师”之称的戴季陶则联手下野军阀段祺瑞，请九世班禅在杭州灵隐寺举办时轮金刚法会，还振振有词地说：“今则人心浸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此浩劫。”上流社会制造的乌烟瘴气，不可避免地要蔓延开来，泱泱中国弥漫着萎靡不振、手足无措的气氛，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也随之跌入低谷。严峻的事实告诉人们，不打破腐朽的封建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不但要导致中华传统文化的中断，也势必把整个中华民族推向覆亡的深渊。党员培训中心

那么，打破封建专制的力量何在呢？其仍然存在于中华民族之中，存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早在1900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少年中国说》，指出有两个中国：一个是“老大中国”，即腐朽没落的帝国；一个是“少年中国”，即充满朝气的工业化强国；有两种国民：一种是默认并固守“老大中国”的“老大国民”，一种是憧憬并创造“少年中国”的“少年国民”。“老大中国”是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制造的“冤业”，“少年中国”则将是由具有少年一样“心力”的国民创造的辉煌。他大声疾呼：要用“少年国民”取代“老大国民”，用“少年中国”取代“老大中国”，让“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让“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1934年，鲁迅针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悲观论调，明确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杭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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